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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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劍橋中國史》出版史

發布日期:2016-12-19 14:10


南方周末記者 張英 實習生 楊藝馨 發自上海

“外國人寫的中國史,有的比我們自己人的書更耐讀。比如費正清的《劍橋中國史》,比我讀到的中國人編寫的中國史好得多,比如范文瀾的《中國通史》。”作家楊爭光在回顧自己30年閱讀史時說。
無獨有偶,和他有同樣感受的有雷頤、吳曉波、秦朔等學者,借助費正清的眼睛,他們反而認識真實的中國。在30年來的閱讀調查中,《劍橋中國史》是中國學者們書架上的必選書。
2010年1月8日,即將面世的《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》的新書封面在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亮相,成為人文社科書里的亮點。和它擺放在一起的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新修訂出版的《劍橋中國史》11卷本。

中國通史需要改寫

“《劍橋中國史》是我們出版社的鎮宅之寶。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營銷策劃部主任王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。
1978年,在中國科學院原哲學社會科學部基礎上創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,第一任院長胡喬木決定成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專門出版高品質的人文社科圖書。“胡喬木當時說,‘如果有哪本優秀著作他們不出,你們可以彈劾我’。”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王俊義回憶說。
1980年,社科院歷史所把《劍橋中國史》列入出版對象。當時,中國還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,出國外的圖書不用征得作者和原出版社的同意,也不用支付版稅。1985年2月,《劍橋中國晚清史》按照當時的慣例出版了,立刻在學術界引發了反響,第一版很快賣光了。
王俊義覺得《劍橋中國史》給中國學者帶來一種新的視角。“中國史學家學術研究受政治干預多,用機械唯物主義觀念寫歷史,總是先寫農民運動,文字也比較干巴,可讀性不強。胡繩的近代史用三大高潮把歷史簡單化了。”
王俊義記得當時季羨林說過一句話,“過去的中國通史都需要重新改寫,那是在極左思潮下適應當時政治的產物。”在王俊義看來,《劍橋中國史》很不同,比如對隋煬帝相當肯定,開運河,發展經濟,多才多藝,會畫畫寫詩。“我們的歷史不可能開一章節寫女性、家庭,它卻進入社會深層,展示宮廷婦女和民間婦女的歷史畫面,有很多細節。史景遷受后現代影響,用文學方法寫歷史,更生動。”
1985年4月,《劍橋中國晚清史》第二版上市。當時的思想氛圍比較開放,《劍橋中國晚清史》的正文和插圖中很多所謂“中國本土(本部)”、“滿洲”、“清朝治理區”等和國內不同的說法,均采用照字面直譯,未加改動。“不言而喻,這決不表明中文版編譯者同意這些提法。”不放心的編輯還在當時的出版前言里聲明道。
雖然書賣得很好,但相隔很久才出版《劍橋中國隋唐史》。原因是翻譯者認為難度大、稿費低,積極性不高,直到當時總編輯鄭文林開會向譯者宣布提高稿費,翻譯進度才加快了。1990年12月,《劍橋中國隋唐史》出版;1992年2月出版了《劍橋中國明代史》和《劍橋中國秦漢史》,8月出版《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》,1998年7月出版《劍橋中華民國史》,8月出版了《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》等。
《劍橋中國史》成為了當時的暢銷書,在當時的一年一度的全國圖書訂貨會上,這套書的訂貨碼洋竟然占到了出版社年訂貨碼洋的一半。
看著書賣得好,別的出版社也動了心思。1992年,當中國社科出版社正準備出版《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》時,上海某出版社翻譯出版的《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》已經上市銷售了。這等于是搶了社科出版社的先機。不過,社科版的該書隨后也得以上市。
王俊義當時是《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》的終審。“這本書從1966年寫到1982年,基本上沒有大的刪節。”
到出版《劍橋中華民國史》的時候,中國參加了世界版權公約組織,國家版權局下達了一個通知,過去各出版社出版的翻譯著作只能“自動”保護到1997年,以后再出版或再賣翻譯書,一定要取得該書的原著作權。
當社科出版社找到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,希望能夠購買中文出版權時,不料劍橋已經將中文版權賣給了臺灣南天出版社。經過馬拉松式的談判,社科出版社最終拿著政府下發的批文,以5%的版稅拿下了《劍橋中國史》系列圖書中文簡體字的出版權。“我那年去臺灣開清代經學的研討會,冒險帶了十來萬美元,要給南天的老板魏德文,那是幾個版的版稅。我帶著生怕丟了,到了就趕緊約他。”王俊義回憶說。
2003年,中國社科出版社推出了11卷本新版《劍橋中國史》,在對內容進行修訂的同時,還對圖書的整體包裝進行了統一風格的設計。2007年,《劍橋中國明史》下卷出版,2010年,《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》即將出版。

中國出版與劍橋同步

費正清和崔瑞德是1966年開始策劃《劍橋中國史》的。當時他們根本沒有料到,自己主編的《劍橋中國史》發展成一個編寫長達近50年的計劃,更沒有料到,這套由西方學者編寫的中國史居然會在中國出版。
“我從未料到情況會發展到這一步。”崔瑞德回憶說,1966年,他和費正清向劍橋大學出版社提出建議,編寫4卷本的《劍橋中國史》,對用西方語言撰寫成的中國歷史研究做一個總結,以滿足當時西方學術界的迫切需要。
在《劍橋中國史》出現前,西方只有兩部中國通史。一部是23卷本的法文版《中國通史》,作者是法國耶穌會神父約瑟夫•德•毛利斯•德•麥拉于1731年在北京完成的。第二部中國通史是德國人奧托•博蘭克根據朱熹《通鑒綱目》和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翻譯、編寫的5卷本《中華帝國史》,這兩本書差不多寫到元代就結束了。其他的就只有薄薄的《中國簡史》了。
在崔瑞德的時代,中國對美國人來說是一個遙遠的國度。當時,歐美只有25位從事中國研究的教授,除了哈佛的燕京學社外,西方大學里甚至沒有專門的中國研究中心。直到二戰爆發、珍珠港事件后,英國和美國才開始制定大規模的培養計劃,挑選一批素質好的年輕人學習中文,并開始設置專門的中國研究課程。這個計劃在英國大學里培養了一大批的中國研究者。因為1949年后中國的嚴格限制,他們只能去臺灣、東京等地去學習中文。
經過長達兩年的等待,1968年,劍橋大學出版社聯合體同意崔瑞德和費正清的建議書,并且指定讓他們二人擔任總編輯。而到這個時候,崔瑞德的野心發生了變化,他們準備編寫6卷本的中國通史。費正清負責19、20世紀的中國史的后兩卷,崔瑞德負責1800年的前4卷編寫工作。“我們一開始就一致認為,籌劃中的《劍橋中國史》必須經過編審,各部分之間在讀起來的時候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,但是我們不要求具體章節的編寫者接受我們對歷史的解釋和立場。”在崔瑞德的回憶中,為找到最合適的撰寫人,他按照當時的慣例邀請天南地北的撰稿候選人參加,在劍橋大學舉辦《劍橋中國史》的專門會議,審讀提交的論文,并選出最合適的撰稿人。
當時既沒有電腦,也沒有傳真電話,分散在歐洲、亞洲、美洲的撰寫者們各自為政,因為撰寫者水平參差不齊,交稿時間一拖再拖,最終用了6年的時間,才完成全書的編寫。崔瑞德又用了很長的時間進行編輯校訂,直到1979年,《劍橋中國隋唐史》才正式出版。
這十年里,作為他們研究的對象,中國正處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運動里。中國的大學、研究機構基本上都停止了活動,他們準備邀請的中國學者在運動中都沒了音訊。“我們根本不能與他們聯系,如果我們這樣做,會使他們身陷囹圄。”最終,早期的《劍橋中國史》沒有一個中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,以西方學者為主,吸收了黃仁宇、余英時等華裔學者。
直到1979年,《劍橋中國清史》出版后,崔瑞德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《劍橋中國明史》籌備會,中國大陸的學者才得以參加這個籌備會議。但此時崔瑞德和費正清才發現,大陸學者們對西方的漢學研究進展“一無所知,他們的最優秀的著作大都完成于1940年前后”。
隨著中國在20世紀考古方面的發現,大量的文物出土,改變了崔瑞德對中國歷史的認知:“我們對中國早期史的認識完全改觀,新發現的器物、文獻使得研究資料成倍增加,也讓我們大開眼界,和考古一線專家的交流,我們能夠精確知道各地博物館里年代不詳的中國文物的年代,這一切在西方掀起了研究中國歷史的熱潮。”
和改革開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,現在“劍橋中國史”在編撰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吸收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,并吸納中國學者參與叢書的策劃,越來越多的大陸學者被邀請到叢書的選題策劃會上建言獻策。“其實,在費正清心目中,覺得中國歷史哪能只從秦漢開始呢,應該有一本《劍橋中國先秦史》,結果是考古學日新月異的發展,他的綜述在付印前就變得陳舊過時了。于是,《劍橋中國先秦史》有了后,同樣的一批年輕學者又在撰寫秦漢以前的中國古代史。”王俊義也不知道《劍橋中國史》什么時候能夠出齊。
西方的漢學家們的編寫計劃還在進行當中。繼《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》后,中國社科出版社下一本將要與劍橋同步出版《劍橋中國宋代史》。

(本文轉自《南方周末》2010.1.28E22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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